《财经》记者 王丽娜 实习记者 王庆凯/文

在这一轮体育反腐风暴中，国家体育总局（以下简称体育总局）水球花样游泳司（以下简称花样游泳司）原处长于力，先是因受贿罪在河南省方城县法院一审立案侦查。 5年。 于丽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阶段。

作为华友“掌门人”，于莉的辞职暴露了华友及其他体育圈的“潜规则”。 于丽案的事实也印证了此前十二运会蒋雯雯、蒋婷婷姐妹投诉裁判不公的“黑幕”。

十二运会成为对于丽进行调查的导火索，将她从华友“掌门人”的位置上拉了下来。 2014年7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驻综合体育场馆，巡视后移交了这条线索。

方城县法院一审查明，2012年至2013年，时任辽宁省体育局游泳中心主任刘某支持于立帮助辽宁华友队夺得全运会金牌，并感谢于立感谢李娜此前对辽宁队的支持。 为了表达对他们的关心，华英队给于莉一共发放了25万元。 此外，2005年至2014年，余丽还收受6个省市花团相关领导的财物129.4万元。

于丽案的另一个意义是，体育界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开始。 继于丽之后，时任体协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沉力宏接受调查。 原体协副主任肖田、原体协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晨被免职。

此前，中国的反腐运动主要集中在足球领域。 六年前，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就体育行业反腐败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 除了足球等体育项目利用裁判“黑哨”影响比赛外，“兴奋剂”也偶尔存在于有成绩、有记录的体育项目中。 计分项目最为混乱，奖牌在赛前分发。

在体育公平竞争之外，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的“潜规则”、奖牌奖金的“再分配”，给一些体育项目负责人提供了灰色寻租空间。

宿主效应

2013年9月5日，第十二届全运会花样游泳自由选决赛中，预赛排名第一的四川游泳队姐妹花姜文文、姜婷婷仅获得第三名。 申诉无果后，两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哭着抱怨裁判的评分不公平，随后向体协提交了申诉信。

时任总体联体育旅游部主任于立很快公开表示，经过调查，最终结果确定有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裁判在评分过程中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和规则。”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4年11月，中央第十一督察组向总体联汇报督察意见，其中包括为在全运会争夺金牌而向个别官员、裁判员行贿的线索。 随后，余丽被调查。

于丽，61岁，游泳行业经验丰富，是一名业务干部。 于丽从小就练习游泳。 她是一名运动员，在一所大学担任游泳老师。 进入国家体委（后更名为体育总局）后，1999年担任游泳中心训练竞赛部主任，2002年担任游泳游泳部主任。花泳队，后任国家花泳队教练。

“于丽业务能力好，中国华友有不错的实力，这与她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她在华友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各个梯队的建设、在一些省市的布局、引进外籍经验、聘请外籍教练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花泳于1984年正式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中国于1983年引进该项目。由于起步较晚，经过12年的努力，中国花泳队获得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入场券。 但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花卉旅游水平与世界水平存在差距。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十二运会姐妹事件与东道主效应有关，而辽宁是该赛事的东道主。 “一般情况下，体育赛事的主办方，也就是主办国，会取得更好的成绩。当地政府在举办赛事时投入了大量成本，并具体负责赛事的组织和安排，所以主办国“在一个项目上会受到照顾，这是一个行业现象，在国外的比赛中也有主持人效应。”此外，作为一个评分项目，也存在一些人为和主观因素。

案后法院查明，2012年至2013年，时任辽宁省体育局游泳中心主任的刘某支持于莉帮助辽宁花泳队夺得全运会金牌，并感谢于莉在历届奥运会周期内，为辽宁花游队的关心和支持，分三次向于莉发放了总计25万元的善款。 其中一次是全运会正式比赛前，在于丽的房间里，刘某送出了10万元。

对此，于立辩称比赛没有被操纵，判决书也没有透露于立是如何帮助辽宁华鹰队夺得第十二届全运会金牌的。

有趣的是，质疑花游比赛的花游姐妹姜雯雯和姜婷婷并没有超越行业的“潜规则”。 判决书显示，2011年4月，时任四川省体育局副局长张某为让姜文文、姜婷婷重返国家队，设宴招待于莉，并送给于莉1万元钱。消费卡。 于莉同意两人重返国家队，但提出进行测试。

这是两姐妹再次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 2011年，两人因伤没有参加国家队冬训。 当年4月，此前曾在世界杯和亚运会上夺得金牌的两姐妹并没有出现在中国花雨公开赛的国家队阵容中，仅代表四川队参加该项赛事。 赛前发布会上，于莉表示，两姐妹能否重返国家队，取决于能否夺冠。

最终，两姐妹获得了那届比赛的双自由选择金牌，并回到国家队参加当年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以奖金津贴的名义

从于丽案的行贿名单可以看出，体育竞赛体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性。 于丽收受的贿赂共计154.9万元来自体育系统。 采集时间为2005年至2014年，涉及7个省市地方体育局游泳中心游泳队领队、教练员或相关领导。

这些人找到了于莉，她是花卉旅游部部长。 作为花泳行政部门领导，于莉负责水球和花泳国内比赛工作，负责指导水球和花泳全国训练工作，负责教练员和运动员选拔工作代表花样游泳国家队。

这也是这7个省市游泳系统的人给于丽送钱的主要原因。 时任辽宁省体育局游泳中心主任刘和时任南京体育学院游泳队领队周希望于丽支持和指导他们省花泳队夺得金牌在全运会上。

时任北京木樨园体校校长于某和原天津市体育局副局长、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某均对于丽在比赛期间对各自游泳队的关心和帮助表示感谢大规模的竞争周期。

时任广东体育技术学院院长林和原南京体育学院院长张雄希望余力在日常训练、运动员选拔、教练选拔、和运动员比赛。

目前，张雄因涉嫌贪污罪已被提起公诉。 检方指控，2007年至2014年，张雄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虚假申报、直接挪用等方式，非法占有南京体育学院巨额公款。

大部分贿赂以奖金、津贴、红包等形式交付，经单位讨论决策后，涉事人员从单位竞赛奖金中提取款项，然后以李的名义交给余丽。单位的。 有些是领队津贴或专家咨询费的形式。 姓名。

庭审中，于莉辩称，她并不是简单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影响裁判。 对方捐钱是为了感谢自己的球员取得了好成绩，让更多的球员在她的帮助下进入国家队。

事实上，组织内严禁以奖金名义收受财物。

1999年以来，体协按照廉政纪律要求，明确规定严禁收受现金、支付凭证或者有价证券。 2004年，体协下发《关于严禁和从严处理赠送、收受“红包”、礼品的通知》，要求地方体育部门和各级有关单位不仅禁止担任教练员、本地区、本单位国家队科研人员。 除工作场所、医疗领域工作人员外，不得以感谢费、节日费、培训费、劳务费、奖金等名义向体育总局、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人员赠送礼品。各体育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国家队其他教练员、科研人员。 “红包”和礼物。

“奥运会奖金、全运会奖金等都是分层奖励，省里奖励地方教练员和领导的同时，也会给国家队教练和相关领导奖金。” 前述业内人士表示，以前奖金、红包是比较常见的。

“以前体育界常见的有两种情况。” 浙江省体育局原局长陈培德告诉《财经》记者，一个现象是，如果想进国家队，有些运动项目，比如乒乓球、跆拳道等竞技性很强的项目，强训练是不够的。需要提高竞技水平。 有些球员在当地找不到这样的对手，只有加入国家队才能参加世界比赛。 “如果你想进入国家队，正确的方法是依靠实力。国家队教练到当地选拔运动员，大多数都是根据实力和水平来选拔的。但有时情况并非如此。”有的地方，水平不够，怎么进国家队，就靠收红包。”足球界反腐暴露出的问题也是如此。

第二个现象是“进入国家队的球员都是实力派球员，但金牌只有一枚，而且也有发红包的情况，赛前金牌是这样分配的”。

“发红包的现象普遍出现在评分项目中。” 陈培德说，他曾给中央领导写信介绍竞技体育腐败现象。 他说，体育比赛分为三类。 一是有记录、有成绩的项目，如游泳、田径等，有的依靠兴奋剂来提高成绩； 二是计分项目，如体操、跳水等，赛前分配金牌。 现象; 第三个是吹哨事件，篮球排球队，可以吹哨。 “这三种情况现在应该已经得到了克制。最让人困惑的是评分项目，有一定的主观性。当然，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勋章至尊观

以于莉为例，一位教练证实，之所以感谢于莉对球队的关心和支持，是因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奥运成绩可以带上全运会，并记入省市队总成绩。 花体运动员能否入选国家队并参加奥运会，花体部主任和国家队主教练对此具有决定性作用。

全运会是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运动会。 近年来，一般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 “奥运会是国家之间的竞争，全运会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竞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领导对全运会高度重视，还与他们的成绩考核有关，为了引进外省的优秀运动员，有的地方甚至会找人帮他们办理户口证。”上述业内人士表示。

1996年奥运会前，体协出台了将奥运奖牌带入全运会的措施。 奥运会前八名的成绩将计入全运会运动员报名代表团的奖牌总数和总积分。

对此，陈培德解释，将奥运会奖牌纳入全运会，是为了解决国家体制问题，提高各省区市参加奥运会的积极性。 “这是我担任体育局局长时亲身经历的一个变化。地方政府对全运会感兴趣，对奥运会不够关心。但中国需要动员全国力量去赢得奥运会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呢？我们通过政策建立新的机制，把奥运奖牌和成绩带入全运会，应该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那个时候，却也引发了更加强烈的金牌至上意识。”

陈培德表示，当地夺金意识较强。 “有的是地方领导施加的压力，地方政府用运动队的表现来评价体育系统官员，有的是体育系统官员对自己的要求。金牌越多，政绩越突出。” ”。 。

2014年底，中央巡视组巡视结束后，向体协汇报了巡视意见。 随后，体协检查整改报告表示，将在评价指标上引导体育界树立正确的体育成绩观，取消亚运会、奥运会贡献奖评选，只公布全运会等全国性综合性体育运动会的比赛成绩。 各省、区、市金牌、奖牌、总分排名不再单独公布。

2015年初，体协发布的《第十三届运动会竞赛总规则（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奥运会成绩纳入全运会的内容。

“全运会不会公布金牌和排名，地方政府自己制定排名。” 陈培德说道。

针对于莉等案件所反映的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拔中不透明、寻租现象，体协也在整改意见中作出回应，将用新的制度和方法严格规范选拔、选拔运动员裁判员的行为。 、监督管理工作。 例如，研究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和监督管理规定》、《国家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和监督管理办法》。

上述业内人士和陈培德都认为，主要原因是体育主体和管理中心权力过于集中。 每个管理中心一个班子两个牌子，既有行政职责，又有活动的组织安排，不可避免地滋生腐败。

陈培德表示，如果体协或一些管理中心利用权力谋取利益，而当地又存在金牌需求，两者结合将“形成一个难以单独运作的市场”。 因此，他呼吁对体育体制进行改革，实现政办分开。

目前，中国足协已被列为体育事政分离试点单位。

（本文发表于2016年9月1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